谁也无法否认，港资企业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论对中国内地输出资本、观念、管理上，放眼全世界，无出港资企业其右。港资企业带着全新的理念，打开了内地企业混沌的视野。至今，我们仍能从内地民营企业的一些管理模式上，看到港资企业的痕迹。

然而，港资企业由昔日座上宾走下了神坛，内地企业后来居上，一进一退间，内地与港资企业之间实现了乾坤大挪移。一个曾经让内地企业顶礼膜拜的企业管理模式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商战对决中为何没能保持自己的优势？港资企业怎样来应对这样的局面？这一切仍有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地方。

一、

如果没有时机和地缘巧合，或许今天的香港还是一个小渔村，亦或是一个小城镇。

但是后来，大家知道了，内地需要一个窗口通向世界，这个窗口就是香港。

香港资本初到内地，大多从事初级加工业，李嘉诚就是典型代表。当年李嘉诚以生产塑料花起家，挖到了第一桶金，为日后建立庞大的商业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我们毫不怀疑港商的精明，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到内地开展制造业的港资企业，基本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他们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窗口期，享受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低成本优势，对产品加工后再利用香港的地缘优势进行进出口贸易，赚得盆满钵满。

而当年为了吸纳更多港资企业到内地投资，国家对港企等外资企业，无论在税收、海关、土地的政策上，还是在各项服务保障上，都给予了相当的优惠力度。这在内地企业看来根本是不敢想象的事情。大家还记得当年国家推行的“三来一补”政策，吸纳了大量的港资企业进入到内地沿海城市，一时间港资企业在内地风生水起。

前有得天独厚的进出口贸易红利，后有内地的人口、政策红利，享受着“超国民待遇”的港资企业，与内地企业的对决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，可以说，港资企业甫一出生便是如沐春风。

二、

客观地说，港资企业的高度集权和精细化管理的特点，在当年是切合企业发展模式的。

制造业本身对创新要求不高，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，港企的精细化管理、层级管理是对口的，提高整体执行力，意味着提高产品的产量和品质,也因此，港企在制造方面的管理输出，在一定程度上是推动了中国企业管理的发展。

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“港资企业”几个字头上仿佛笼罩着金色的光环，昭示着一种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，成为内地企业走在管理最前沿的行业代表。

但是，高度集权和精细化管理带来的弊端就是缺乏主观能动性。员工执行能力强则强矣，却缺乏灵活应变和创新能力，港企的管理机制极大地限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。强调老板文化，老板信佛，员工食堂食斋；老板迷信，办公大堂神龛高挂。其实这不是文化，视员工为附庸，等级森严，老板的意志决定一切，老板站在至高点发号施令，是一种低级的管理。

当社会的剧烈变革需要企业及时转型升级才能适应的时候，港资企业仍然在按部就班。反观内地企业，没有模式窠套，敢想敢干，以初生牛犊之势为自己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。

市场格局的裂变，形势逆转导致了企业之间的换血，被淘汰和撤退的企业相当一部分是港资企业。国内首家“三来一补”企业香洲毛纺厂，当年万人空巷，驻香港、澳门的57个国家领事馆人员参加了投产庆典，引起的轰动可谓不小。只是，即使当时再风光无限，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走向终结的命运。而同一时期，联想、美的、TCL、海尔等一批内地民营企业开始崛起。

三、

当内地人口红利逐渐消失，当超国民待遇变成同一待遇，温水煮青蛙，港资企业在舒适的环境里呆得太久，对社会和环境的变化失去了快速反应能力。

随着内地市场经济环境逐步完善，市场竞争也变得充分和激烈起来，内地企业在经过艰难的摸索起步之后，开始迅猛发展。在沿海一带，民企三分天下的地区不胜枚举，占据半壁江山的也不鲜见。以惠州的隔壁城市东莞为例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，每年都要诞生上百家高新科技民营企业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港资企业一枝独秀的日子一去不复返。但是他们显然没有做好这个思想准备，体现在行动上就是没有变革和变化，一方面他们从没有想过香港会被内地赶超，另一方面长期养成的心理优越感，使他们在面对内地这个昔日的“穷亲戚”时，始终不能摆正自己的心态。

事实上，1996年香港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是1.21万亿人民币 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北京和上海已经各自超过香港，GDP与香港同一量级的内地城市已达十多个。在地产、金融、海运、贸易等方面，香港一直在接受内地的挑战。

内地已经不是当年的内地，香港还是当年那个香港。

没有战略眼光，港资企业很难发展成大品牌、大企业，多数还是停留在简单的生产加工上。地产方面，面对内地房企的高周转快开发，港资企业以囤地获利的惯常做法被打乱阵脚，除了在商业运营上还有一定优势之外，在住宅开发上已被内地房企远远超越。

也或许是，港资企业也有危机感，也有紧迫性，可是产业升级能力、创新能力不足。对于曾经领先的企业而言，转换赛道进入陌生领域的试错成本是很高的，而在固有优势领域上加大投入，是容易且舒服的，走出舒适区太难了。

过去港资企业长袖善舞的领域诸如金融、港口货运贸易甚至是影视业，内地都诞生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，地缘优势消失的背后，产业就是转移了，机会就是没了。在这个跨界都能打劫的时代里，没有人会站在原地等你，商业竞争的残酷性就在于，你倒下，别人就有机会上位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

变化，才是市场经济里最大的不变。

四、

很遗憾，港资企业尽管得改革开放的先机，却缺乏站在潮头揽鳌头的能力，使得内地企业逐渐取代港企，站上了浪潮之巅。更准确地说，这种能力其实是一种情怀。

我一直认为，香港人是有商业头脑的，而且很精明。香港商人在商言商，过于务实，但缺少政治远见、抱负和谋略，他们办企业做生意的目的很明确：我能赚多少钱。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叫《做企业不仅是做生意》，企业家和生意人两者的区别在于，做生意是单一的逐利行为，而做企业是一项长期的战略系统工程。香港的商人们更看重单个项目的利润，这一点在港资房企身上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，如果单个项目的利润率达不到自己的预期，他们很可能就会放弃，而内地房企更看重长远的规模发展，不会过于纠结一城一池的得失。

商人李嘉诚再三强调：我就是一个商人。

这句话有两层含义：第一是商业的本质就是逐利，我就是在做生意；第二是定位于商人，就不要用道德情怀去度量其商业行为的后果和社会影响，哪里有钱赚我就去哪里。所以他可以毫无牵挂地卖掉了大陆几乎全部资产，到英国投资去了。

因为港资企业进驻内地，多是抱着赚一笔走人的念头而来，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，谋求企业的长远发展。到手的才是钱，追逐看得到的利润才是他们当下最乐意做的事。

我们看现在内地的优秀企业，哪一个不是诞生在这片热土上，扎扎实实，谋求长远利益，最终越做规模越大。而着重于谋求当下利益的港资企业却越走越窄，最后不得不卷铺盖走人。商人李嘉诚的思维定势决定了他无论资本帝国有多大，终究他还是一介商人。

五、

以上心态的背后，折射出香港人五味杂陈的心理。

一方面，他们背靠内地，所有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这个强大的后盾，另一方面又对内地的认同度并不高。前不久国家在香港欲推行普通话考试，引起学生普遍抗议事件，便是这种作祟心态的外在体现。

既不是西方国家，可是对于内地这个昔日的穷亲戚，又从内心里不是那么看得上。港资企业长期养成的优越感，随着中国日渐强大，造成的心理落差，让他们至今不知道用什么心态与内地合作。这也使得他们将自己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：没有归属感。

这样再来看港资企业在内地的投资行为，多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无法扎根了。只有根扎稳了才有向上生长的空间，这是做生意和做企业的本质区别，也因此造成了港资企业永远以一种做生意的心态面向内地，而不是做长久企业，更没有想到把企业做成事业。

做企业是需要情怀的。无论是小米的低价格高配置的智能手机，还是阿里巴巴的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，无论是华为在全球通讯行业的龙头地位，还是福耀集团从一个小作坊做到全世界第一……如果没有情怀，这些企业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，而这个前提一定是，他们深深地扎根在内地这片热土之中。

如今，内地发展日新月异，民族自信心日渐增强，港资企业要有所突破，必须放下无谓的优越感，要站得高，看得远，转过身来拥抱内地，中国有广袤的大地，有无限的商机和市场，如果他们能认清这一点，港资企业才有重新腾飞的机会。

以前，中国需要一个窗口联系世界，这个窗口就是香港。

现在，如果香港需要一个靠山来发展，这个靠山就是内地。

（刘小波，隆生企业董事长）